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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讲述一段与狗有关的历史】
其实，无论从影视作品中还是从一些垂暮老者的零散叙述中，我们都能知道，狗与人相伴的日子几乎从未间断过。但那些片段是零散的，与今日的“养狗成患”无关。于是，我们把回顾的起点设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。
1970—1980：土狗当道 狼青受宠
今年46岁的王春林，12岁便与狗结缘。那个年代，“笨狗”是绝对的主流。这种被称作“中华田园犬”的土狗性格忠诚、免疫力强，主人们不用担心它随意捡食会得肠胃病，也不用担心它出走不归。那时候大街小巷蹿来蹿去的，多是黄色、黑色的“笨狗”。因而，叔叔饲养的两条看家护院的“狼狗”就特别受到王春林的喜爱。
那时所谓的“狼狗”不同于现在普及的德国牧羊犬，而是一种被称为“狼青”的犬。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犬类管理所所长李锁山回忆说，那些“狼青”多数是当年日军侵华时带来的军犬的后裔。日本战败后撤离，军犬被留在了中国。
这种狗被当时的老百姓收养，历经几十年的杂交，到1980年左右，多数是与“笨狗”的串种。其中能够保留“狼青”原貌的少之又少，因而，被一些养狗的人视为精品。威武、凶猛与忠诚并存，拥有一只或几只“狼青”成为许多爱狗人的梦想。
1980—1990：犬热升温 打狗开始
从1980年起，养狗现象开始在牡丹江市逐渐升温。“平时捡剩饭儿，没事做个伴儿”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狗。有的人求“狼青”而不得，能养一条“狼青”与笨狗的串种狗也视为珍宝。“狗市”也从那时候开始逐渐兴旺，直至1987年达到一个高潮。也就是这一年起，全国上下开始打狗，至1990年，狗在市民生活中的存在状态悄悄地有了变化。
1984年，与狗结缘多年的王春林自己开始养狗了。起初，只有十多只“狼狗”，此后，又养起了猎狗。那时候，人们还没有靠贩狗赚钱的意识。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没几年，一般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。“那时候谁家有狗下了崽儿，要么送给亲戚朋友，要么换点儿大米和全国粮票就了不得了。到了1984年，我的一只狗就卖了400块钱，我当即存起来200元，还买了一台永久牌自行车。
王春林回忆说，正是这眼见为实的利益，使得他与许多和他一样的人走上了养狗的道路。人们养狗、卖狗，人们看狗、买狗。一买一卖之间，有人实现了经济利益，有人遂了养狗之愿，各得其所。
1987年，王春林开始成规模地养狗了，而且他所养的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交易。这样的行为在厂里被视为异类。“那时候没有银行卡，我卖了狗之后，买主通过汇款的形式支付。眼看着我养狗、卖狗有了点儿钱，厂领导对我的态度也有所改变。”王春林回忆起这种转变时，流露出一种被肯定的自豪。
1987年以前，市区内散养的狗特别多。市民杜先生回忆说，那时候他家住在中华路圣林街附近，现在那里仍然是平房区。养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，“一趟平房十来家，七八家都养狗。”但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，每天为狗准备食物基本不可能。所以，很多人乐得把狗放出去，让它自己捡食果腹。这样一来，狗吓着孩子、咬伤邻居的事情经常发生。“那时候，狗还特别脏，下场雨就算它洗澡了。浑身上下跳蚤滋生，很多家长都不让孩子跟自家的狗玩，怕染上病。”
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，打狗开始了。1987年，《黑龙江省犬类管理规定》出台，我市一种在民间被称为“打狗队”的组织形成了。这一组织隶属于当时的环卫局，李锁山是负责人。1990年，随着《牡丹江市犬只管理暂行办法》的出台，“打狗队”变更为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下设的犬类管理所，李锁山任所长。
杜先生说，“打狗队”经常是骑着挎斗摩托，带着口径枪，遇到散养的狗便击毙，然后拉走。由于这种强硬的管理方式，养狗的市民和“打狗队”没少发生冲突。但一段时间以后，市民养狗也的确规范了不少。办证的多了，散养的几乎见不到了。
“由政府牵头，各区都组织成立了捕犬的专门机构。”李锁山说，那时候全市上下打声一片，正是由于这种紧张的局势，许多人开始规规矩矩地把自己的狗圈养起来。但狗类交易不可避免地走入了一个低谷——没人愿意花钱买一份麻烦回去。
1990—2000：小犬泛滥 大犬回潮
1990年，牡丹江市出台了《牡丹江市犬类管理暂行办法》。依据这一规定，市区从1990年起，开始禁养大型犬。于是，小型犬开始走入市民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犬类管理工作由于人员的不足，不可避免地出现顾此失彼的状况。从1995年起，一些大型犬也卷土重来，重新走进百姓生活。
1990年后，京吧犬是第一种在牡丹江市盛行的小型犬。传说古代中国皇帝驾崩时用此犬培葬, 以保驾皇帝能共同再返来生。京吧犬虽然只有5公斤左右的体重，但却有着好战的性格。随后，马耳他犬作为另一种小型犬，也进入了百姓的生活。
“其中京吧狗的价格一路走高，最贵的时候能达到几万元。一些以养狗、卖狗为生的人常常将品相、毛色都很好的京吧犬抱去狗市，向所有感兴趣的人炫耀 ——有人想用一辆红旗轿车换，我都没有换。言外之意，卖也自然不会卖，如果真的对这京吧爱不释手，那买一只它的孩子吧。”回忆这样的做法，王春林认为那是 “炒作”的开始。
由于小型犬容易饲养，卫生容易保持，越来越受到百姓的喜爱。再加之京吧犬的价格居高不下，众多爱犬族开始移情别恋——吉娃娃、雪纳瑞、鹿狗、斗牛、腊肠、巴吉度、贵妇……再加上这些犬偶尔的杂交，一时间，小型犬的数量急剧上升。
1995年开始，一些大型犬又有抬头的趋势。圣伯纳、大丹等犬种开始出现。其中，大丹犬更是带动了专业养犬的盛行。
当人们相互攀比炫耀自家狗的身价时，狗的“市场价格”直接决定它的命运。这时候的狗，类似于期货或者股票。
王春林设在裕民村的狗场，目前饲养着德国牧羊犬、圣伯纳、贵妇、大白熊、边境牧羊犬等几个品种的狗。“为什么不养时下流行的萨摩耶呢？”记者颇有不解。王春林解释说，一般很流行的狗背后的炒作痕迹都很严重。这种狗在流行一段时间之后，价格会出人意料地大幅下跌，饲养起来有很大的风险。
李锁山说，当年的大丹犬便是很好的例证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在许多人的眼中，大丹简直是一棵摇钱树——本身值钱不说，下了崽儿，哪个也都不便宜。正因如此，许多原本与狗无关的人开始租一个房子，整理出一个院子，养起了大丹犬，做起了发财梦。但是，等到行情下跌的时候，所有的养狗人忽然醒悟——这狗什么作用也没有，还特能吃，一条狗一天喂8斤玉米面都不太够。最后，这样的狗卖给狗肉馆人家都不愿意收——运动量不够、脂肪太厚，肉少。
王春林则形象地描述，从那时起，狗市甚至表现出股市的特性——庄家炒狗，在更多的人入市之际，大量抛售，赚取利润。在行情大跌之时，庄家早已收手，被套牢的是众多的散户。狗市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
“家财万贯，带毛儿的不算。”在一些专业养狗人的心目中，狗是一种价值易变的商品。
“无论养什么动物，都没有养狗赚钱这么快。”王春林说，那时候买狗、卖狗已经是一种几近疯狂的状态。一次，他把一只圣伯纳狗带去哈尔滨卖。一名司机看好了，一定要买，拿出身上所有的2.6万元之后，又搭上一个56个民族大团结的金箔纪念邮册。
与此同时，围绕宠物狗的经济模式也越来越丰富——宠物用品店、宠物美容店、宠物医院开始出现，黑市斗狗也成为一些赌徒的血腥游戏。
由于饲养条件、病毒感染、疫情流行等方面的原因，品种各异的狗经常会生各种各样的病，宠物医院也应运而生。这些医院的医生多数由广泛意义上的兽医转而专治犬病。在这些医院中，诊断、治疗、药品销售基本上是一条龙服务。为宠物注射、做手术也多由一人担纲。个别规模较大的宠物医院，还配有专职的护士。
采访中记者了解到，个别宠物医院的医德、医术也会受到市民的质疑。市民高女士刚刚为自己的宠物狗花去了1700多元钱，狗的病是好了，但如此高的医疗费却让高女士产生怀疑：“我的狗只是闹肚子，至于治半个月吗？医生给用的药是否遵照病情需要？这些药的成本是多少？”由于信息不对称，这些问题也许只能永远地作为问题留存在高女士的记忆中。
此外，宠物的医疗事故也基本上无法鉴定。作为一般的侵权赔偿纠纷，应按照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的原则进行处理。但在医患纠纷中，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。不少宠物主人对相关医学知识了解不多，都是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做，自己心里一点都没底。很多宠物医院也不给宠物主开诊断书和药方，很多宠物主人看完病后，连宠物的确诊病例和危险程度都不清楚。因此，一旦发生医疗事故，取证都很困难，鉴定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犬只数量的迅速增加，随之而来的问题开始出现，狗咬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。至于狗给环境卫生、疾病防疫方面带来的问题，更是不胜枚举。李锁山说，1997年左右，一位姓王的市民看好狗市的发展，东拼西凑建起了狗场。圣伯纳、猎犬、贵妇，一共养了近20条狗。但一场犬瘟热席卷了他的狗场，所有的狗5天之内全部死亡，这位市民也因此赔掉了全部家当。“狗一旦多了，防疫是个问题。”李锁山自语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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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图
[楼 主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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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: 2009-05-01 09:30 PM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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